从世界科技强国发展历史看，具有划时代意义科技成果的产生，很多来自国家科技项目的系统集成攻关和创新引领。

　　回过头看，1976年是奠定日本半导体产业竞争力基础的元年。从这一年开始，日本通商产业省（现经济产业省）推行“举国体制”，整合了当时日本政府和民间企业的几乎所有相关研发力量，全力推进“超大规模集成电路技术研究组合”，迅速缩小了与美国的技术差距。

　　多位受访科学家、企业家建议，抓住顶尖人才、制度环境、前沿方向这三个关键环节，实行重点突破，确保我国能够抓住用好科技新周期，加快科技强国建设步伐。

以更宽广的胸怀和更大的力度延揽人才

　　凝聚全球高端科技创新人才的新赛跑中，谁拥有更多人才，谁就拥有创新优势。人才结构如果不合理，抓住科技新周期的过程中就会面临“骨质疏松”。

　　国内芯片急需更多的基础研究人才，这是行业专家的共识。中国计算机学会名誉理事长、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国杰认为，国内相关人才培养之所以存在“头重脚轻”的问题，一方面因为芯片等底层技术有较高门槛，只有顶尖院校才培养得出来；另一方面也因为国内人才培养、评审机制仍以“数论文”为主，科研机构的芯片研发人员晋升、薪资都不占优势。

▲ 5月3日，寒武纪科技公司发布的国内首款云端人工智能芯片，达到世界先进水平(金立旺摄)

　　“全国2600多个计算机专业，本质上都在教学生如何用计算机，而不是怎么造计算机，就如同汽车专业只培养驾驶员一样。”“龙芯”首席科学家、中科院计算所研究员胡伟武说。

　　人才是创新驱动的关键。世界级科技大师缺乏、领军人才和尖子人才不足、工程技术人才培养同生产实践脱节，已成为创新强国人才建设的短板。

　　发达国家对高端人才的争夺不遗余力，普遍建立为人才竞争服务的移民制度，创造更富竞争力的人才环境。近年来我国设立了多层次的人才计划，发挥了激励创新、培养人才的积极作用，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

　　有关数据显示，全球人工智能领域人才数超过190万，美国占一半，中国只有5万名，排名世界第七位；该领域最顶尖的30位科学家，几乎全部在谷歌公司。

　　越是顶尖、颠覆、前沿领域，人的国际化程度就越高。以美国为例，具有博士学位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中，1/3出生于外国。近十年美国诺贝尔奖得主中，一半是美国以外出生的；二战后，重大科技成果80%由引进的外国人才完成。

　　科技部部长王志刚表示，科技创新本质上是人才驱动。所以在出台科技政策方面，要思考如何让愿意创新、有创新能力、取得创新成果的人得到社会更多的尊重，包括物质层面、精神层面和荣誉层面。

　　面对发展的新阶段、新任务，面对科技创新领域的激烈竞争，中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需要广开进贤之路、广纳天下英才，以充分用好人才这个第一资源。

清除影响创新的体制机制障碍

　　“一听填表就头疼，一让报账就发懵”——多位科学家特别是海归人才用这样一句话调侃自己疲于应付经费报销、成果报送验收等事务的窘态。

　　“坐不了冷板凳、啃不动硬骨头。短期出成果的压力迫使科研人员不敢选择基础性强、周期长、风险大、产出不确定的研究方向。”多名受访科研工作者反映，当前科研管理围着项目转，科研人员往往要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申请各类科技项目，并要应付大量评审、考核、验收等工作，影响了重大原创性成果的产出。

　　能否把科学家从繁琐的行政事务中解放出来？安徽大学校长匡光力说，少用财政预决算及其绩效评价模式来审计、管理科研经费和成果。

　　资源配置不合理，导致科技投入时常出现“营养不良”。不少科研工作者反映，“科技投入要求必须成功”，往往催生出大量低水平重复项目，决策不当、资源浪费等现象仍然较多。

　　“分类配置资源是改革的一个关键点。”王志刚表示，科技资源配置未来将进一步把国家战略意志、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需求和科学家兴趣相结合，并有所侧重。

　　联想集团创始人柳传志说，国家主要投入方向应是基础研究和涉及国家安全、未来战略的领域，其余的应由市场来配置资源。政府部门在进行科研投入时，应重视对科研机构的整体资金投入，而不是针对某个具体项目的目标引导，这样才能保证科研人员在宽松的环境下自由探索。

　　中国工程院院士徐匡迪认为，颠覆性技术创新在目前的行政审批和评审制度下很难实现。对颠覆性创新的意愿应给予宽容、理解与支持。可能对未来产生影响的颠覆性创新技术，需要建立以市场为主导、吸引风险投资的机制。

　　世界科技强国开展重大科研计划，一个重要目的就是通过科技成果转化，带动国家科研实力和经济实力的明显提升。

　　“在当前科学、技术、应用三者紧密融合、快速转化的大趋势下，企业不仅是科技成果转化的承接者，更是原创性、基础性、前沿性科学技术创新的主体。”中国航天科工集团三院院长张红文说，建设科技强国、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亟待发挥企业在科学、技术、应用上的“直通车”优势，加速培养更多领军型、复合型、创新型青年科技人才。

　　创新治理体系仍需完善，创新文化尚需厚植。“‘碎片化’问题依然存在，造成科技创新活动重复分散、无序竞争。”中科院院长白春礼说，当前，科学精神还未深入人心，一些制约科学发展的传统文化因素仍未得到根本突破，崇尚理性、鼓励创新的科学精神尚需强化。

　　部分科研人员和企业家则建议针对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及相关规定、行动方案出台后难以落地的深层次原因，制定操作细则，打通科研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

▲ 4月28日，江苏镇江，260万吨/年沸腾床渣油锻焊加氢反应器即将吊装发运。这台“超级”加氢反应器重量和制造工艺复杂性均突破了世界加氢反应器的制造纪录（李响摄）

聚焦国家重大需求“靶向攻关”

　　党的十八大以来，一批科技重大成果井喷，这些成果前所未有地提振了我国科技界的创新自信，激发了全社会的创新热情，开辟了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广阔前景。

　　国际竞争你追我赶，新形势下如何聚焦国家重大需求“靶向攻关”？

　　以“中国脑计划”为例。作为“科技创新2030-重大项目”，该计划的战略思路为“一体两翼”：“一体”是以认识脑、阐释人类认知的神经基础为主体，“两翼”指脑重大疾病和人工智能的研究。

　　脑科学与类脑智能技术的结合，是“中国脑计划”的特色，聚焦国家发展需求，也有别于美国及其他发达国家的脑计划。

　　2016年以来，我国密集出台了《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施方案》等一系列引领国家科技创新的重磅规划和方案，推出了一批体现国家战略意图的重大科技项目，清晰定位了中国科技创新供给的新坐标，形成了一个远近结合、梯次接续的系统布局，一些重点领域的改革取得实质性突破。

　　但与世界科技强国相比，一些重大技术项目还需进一步加强对未来前沿和关键领域的前瞻研判，树立充分的战略自信和赶超跨越的雄心。

　　“发达国家持续加强重大基础前沿领域部署，大力支持产业共性技术，高度关注交叉学科和融合技术，值得我们借鉴。”白春礼说，能源、信息、材料、空间、海洋、生命与健康、资源生态环境和基础前沿交叉等8个重大创新领域，事关新时代国家重大战略和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可在已有重大科技布局基础上，进一步加强领域规划布局，推进系统提升，强化重点突破，实现快速赶超。

　　3月25日，中国散裂中子源通过了中科院组织的工艺鉴定和验收。这台用于观察微观世界的“超级显微镜”，是我国目前在建的最大科学装置。

　　“在基础科学前沿领域实现重大突破，获得人类重大原始性的创新成果，是世界科技强国的重要标志。”中科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研究员吴季说，加强政府主导的、有组织的定向基础研究，中国科学家将在重大基础研究前沿的更多领域走到世界舞台中央。

　　中国桥、中国路、中国港、中国车、中国楼……一个个重大工程的诞生，编织起人民走向美好生活的版图，也夯实了国家核心竞争力的基石。

　　中科院微电子研究所所长叶甜春说，我国在工业软件、工业控制芯片、数控装备和工业机器人等核心技术的研发能力不足，机器人和高端自动控制系统、高档数控机床、高档数控系统80%以上的市场份额被国外产品占领。

　　专家建议，从国家安全出发，应更加重视空间科学、深海及网络信息等领域的技术研究，大力发展核心技术，加快推进国产自主可控替代计划。在航空发动机、燃气轮机等久攻不下的“卡脖子”科研领域，应进一步打破相对封闭的研制体系，吸引市场化机制和力量参与。

　　李国杰认为，从设计、加工到设备配套，芯片产业链漫长，涉及领域广，尤其需要经验的累积。要对引进消化国外技术的艰巨性有充分认识，对培养国内团队自主创新能力的重要性有充分认识。